邓正兵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三大主力部队会师甘肃会宁，标志着长征胜利结束。长征不仅是一次杰出的军事成就，而且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行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和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段话具体而形象地概括了长征胜利的政治意义。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在军事、组织、政治路线上实现了集中统一，这对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并走向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明确这一点，不仅能深化长征历史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从而更好地纪念长征胜利，而且对于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长征中，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也有着重要的启示。
长征是红军由分散走向集中的过程
武装斗争是我党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其主要内容是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八七会议上，我党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此后，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军事力量不断壮大，但由于敌我双方的原因，我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又几次被严重削弱。经过长征以后，我党的军事力量从分散走向集中，这为我党以后的武装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我党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100多次大大小小的武装起义。虽然这些起义多数以失败而告终，但我党在起义失败以后逐渐把部队工作的重点转移到农村，加上国民党新军阀之间混战不已，我党领导的军事力量迅速发展，1930年代初期红军人数达到30万人，先后建立了十几块农村根据地。这些军事力量虽然都在党的领导之下，但是力量分散，相距遥远，联络不便，中央直接领导和指挥的军事力量只有红一方面军（故称中央红军），其他部队则在中央特派员或者地方党的领导之下。由于队伍分散，指挥不一，这些部队都面临着根据地丢失或者缩小，红军力量削弱等困境，被迫进行长征。
长征的艰难历程，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由分散走向集中的过程。长征开始时，中央军事领导机关并没有统一全部军事力量的设想和部署，但是为了寻找出路打退敌人围攻，中央开始调动各路红军一起行动，分进合击。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放弃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1935年2月，红四方面军为配合中央红军行动，发起嘉陵江战役，放弃川陕根据地。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两支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红军部队会师极大增强了红军的声势。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达到陕北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会师，红一方面军长征结束。1935年11月，红二军团、红六军团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1936年7月，红二军团、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1936年10月，红一方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不仅宣告长征的胜利结束，也使红军部队全部置于中共中央统一领导之下。从此，除了南方游击队外，红军部队结束了分处各地，各自为战的局面，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开始全面、直接指挥自己的军事力量，极大增强了党和军队的行动力和影响力。
长征是毛泽东领导地位确定的过程
长征的过程，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党内逐步确定和巩固的历程。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以其过人的胆识和谋略，带领中央红军取得的一系列军事胜利特别是四渡赤水的胜利，提高了毛泽东的威望，使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得到进一步确认。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由此完全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
毛泽东确立在党和红军领导地位的过程，也是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得到恢复和发展的过程，红军长征初期惨痛的失败和几乎濒临绝境的危局，引起了党内沉重的反思和寻找新的出路的强烈要求，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得到了大部分同志的赞同。在打破了由博古、李德等独断专行、一手遮天的状况后，恢复了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开始了中央政治局决定党的大政方针的工作机制，形成了集体讨论、集体决策、集体领导这样一种党的政治生活的新局面。
长征是我党走向集中统一的过程
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党的生命线。长征并非不涉及政治路线问题，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不断探索和调整自己的路线和策略，政治路线逐渐集中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道路上来，为党的事业和中国抗战开辟了一番新的天地。
从长征前至长征胜利结束，经历了主要是反蒋其次是抗日、抗日与反蒋并举、抗日为主反蒋为次到“逼蒋抗日”、最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1934年6月，党中央将红七军团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但从党给其布置的任务来看，抗日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其直接目的是牵制蒋介石军队，为红军主力转移赢得时间。从长征出发到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这段时间里，党和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打破敌人“围剿”，没有也不可能涉及抗日问题。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在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和特点后，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总方针。瓦窑堡会议对于指导党和红军为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了适应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措施，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遵义会议后，确立了党的正确路线和新的领导核心；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新的领导集体对复杂形势做出了正确分析，并且对历史教训做出了科学总结。蒋介石也在内外压力之下改变其内外政策。这些推动党中央调整自身的路线和政策，也积累了与国民党及其军队建立统一战线的经验。
艰难曲折、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也是我党在军事、组织和政治等方面走向集中统一的历程。长征途中，我党克服和摒弃了“左”倾教条主义和关门主义的影响，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把握时机，正确实施战略转变，实施军事、组织和政治方面的转变，促进了党和红军在军事、组织和政治上的集中统一。而党在军事、组织和政治上的集中统一，又是长征走向胜利的重要原因。
习近平说：“每代人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当前，全国人民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奋勇前进，前进路上必然遇到各种艰难险阻，为此，我们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加强党的领导关键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所在，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我们要不忘初心，弘扬长征精神，吸取长征胜利的历史启示，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使我们党更加团结统一、坚强有力，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从而凝聚起亿万人民的磅礴力量，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伟大胜利。
